南汉山城

首先，清军全程满语好评，包括皇太极也是满语。

其次，这只是电影是艺术的加工不是真实的历史，大家要区分清。

其实封建王朝或多或少都有影片中展示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和英军作战百姓们坐在屋顶上看，英军上岸后百姓们还跑来卖食物，英国军官不明白就问买办为什么会这样，买办说大清是皇帝的大清不是百姓的大清。

同理本片也是反复从铁匠身上，渡河老人身上，清军的翻译官身上体现了这些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用接近古人的思想在拍古人的故事，别讲民族，别讲国家，17世纪的百姓懂什么家国，顶多能区分外族入侵罢了。

当然再加上朝鲜没有科举制，两班贵族把持朝政，百姓都是贱民整个半岛阶级不流动，而且当时的朝鲜是一个儒教偏原教旨的国家，电影把这种病态儒教思想通过每次朝堂上大臣间的掣肘刻画的淋漓精致。

当然作为它的宗主国大明大清也有相同的问题，但是有科举相对来说阶层流动，而且儒学较为变通每个朝代都有延续和变革，但是只要是封建时代爆漏的问题实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的轻重。

这部电影真的拍的很好，强烈推荐一些史观较正的朋友观影，那些天朝上国史观歪曲不能正视自己不足的民粹主义者，不建议观看。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

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

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

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

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

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

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

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

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

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

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

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

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

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

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

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

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

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

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

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

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

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

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

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

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

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

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

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

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

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

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

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

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

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

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

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

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

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

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

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

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

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

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

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

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

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

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

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

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

还敲鼓进军。

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

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

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

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

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

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

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

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

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

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

17.11.10

吹央视版三国演义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是屎里找金针菇，王扶林是一个匠人但不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导演，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就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再怎么雕琢加工无非是屎上雕花，真正有现代价值的历史作品就是南汉山城那样的。

在烙钟还在把皇帝大臣分为明君昏君贤臣奸臣，还在拷打谯周秦桧的时候，南汉山城就已经能写一个没有反派没有奸臣的故事了——皇帝是能听建议也不残忍弑杀，也愿意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皇帝，朝堂上的官员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也都是为了国家可以舍生忘死的忠臣，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亡国了呢？

因为皇权的存在就注定走入困境，就注定亡国。

金允石演的主战派最后选择自杀，不是因为国家亡了，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未来，他是死于对制度的失望与愧疚——这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思考，而非意淫一个仁君贤相再给他们抹脂涂粉，这种情节最终的归宿是培养一群喜欢迷人老祖的皇汉老保。

南汉山城另一个值得称道，也是最打脸三国演义等一系列作品的，正是它的人文关怀。

即使是央三所谓的人文关怀也是可笑虚伪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主角口口声声复兴汉室，斥责别人的语句也是篡汉的逆贼。

可问题是皇权的存在就是剥削，更何况汉末是一个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时代，请问这样一个朝代为什么值得复兴？

为什么颠覆了这个朝代的人就要被打上篡汉的恶名？

看到后面更要问凭什么你们军阀黑社会争地盘要让老百姓替你们当北伐的炮灰？

主角口中的义理的代价是什么？

什么是国什么是民，这些东西完全是被编剧回避的，而南汉山城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有两个情节写得极好，一是一开始金允石碰到了一个朝鲜的带路党(literally带路党)金允石问他为什么要给清军带路，那个人说因为给王室带路不给钱，给清军带路给钱，然后金允石为了大局考虑把他杀了，但出于愧疚收养了老人的孙女，最后朝鲜亡国，金允石自杀，一个带路党的孙女却活了下来。

二是在清军阵营里有一个朝鲜人，主角问他你祖上不是朝鲜人吗，他说我祖上是朝鲜奴隶，不是朝鲜人。

很多人说南汉山城反儒家道统，但这一段体现的就是孟子的观念：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编剧尊重人民用脚投票的自由选择，这才叫人文关怀！

南汉山城批判至高无上的皇权，展现皇权的死局，讽刺把人变成奴隶的道统，尊重底层百姓的自由选择，同情他们既被当作义理的代价，又被清军侵略的悲剧。

什么叫现代人的历史片，现代人的历史观，南汉山城可谓是最标准的样本。

这部电影好几年前看的，虽然有改变和演绎的成分，但大体是尊重史实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经纬，不过我想就其中不尊重史实的部分进行讨论。

在甲午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宗藩和朝贡关系，甚至一度被中原王朝纳入直接统治，如两汉、曹魏、初唐等时期。

且这种宗藩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分，最亲近的时候是在明朝中后期，用朝鲜君臣的话讲，彼时的两国关系其实是“义则君臣，情如父子”，这一方面得益于于明朝永乐以后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日臻完善，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也着实另半岛倾心归附；另一方面则是明朝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相进一步吞并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被明朝援军和朝鲜军队击退。

本片讲的则是明朝后期女真崛起于东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改宗清朝的故事，史称“丙子胡乱”。

虽然在满清铁骑的威压之下，皇太极达成了预期目的，但朝鲜君臣对这份新的宗藩关系深感不齿和不屑，一直（悄悄）奉明为正朔，坚持用崇祯纪年，并设坛祭祀明朝皇帝，直到日本扶植的所谓“大韩帝国”成立方才停止，奉明正朔达500余年。

本片中提到的两场战乱，壬辰倭乱（日本入侵）和丙子胡乱（女真入侵）都是以某种民族主义叙事进行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朝鲜精英只有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之分，不懂什么国家主权，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帮明朝代管朝鲜罢了。

所以从统治精英的层面讲，朝鲜王朝和中国古代王朝没什么区别，其统治权利来源于对儒家文明理念的坚守，具体来说则是天下秩序中严密的“君臣”、“宗藩”构成的等级体系和权责关系，而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类的统治架构则是极为陌生的。

这种朝贡体系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朝鲜内部出现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另一方面其弱小的国力又要求它不得不在外交中秉持一种“事大主义”的原则。

但事大主义和朝贡体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多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后者则是单中心的、理想主义的，前者以19世纪末朝鲜和东北亚列强的关系为典型，后者则以16-17世纪的朝贡关系为典型。

19世纪末的朝鲜，一方面需要依靠清朝提供政治和军事庇护维持自身独立和自治（如袁世凯就曾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借此发家）；另一方面则要在东西列强，特别是俄日两国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

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回应民间日益强硬的民主独立呼声，采取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彰显国家主权。

事实上来讲，无论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如何不同，直到现在朝韩两国的处境依然是必须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不断周旋拉扯，谋求平衡。

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切中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想象，我甚至觉得这是东亚民族，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留下的历史病症。

中国的天朝观自不待说，它在近代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孙中山的泛亚主义、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中心等思想和实践；崛起于近代的日本则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和罄竹难书的罪行；甚至韩国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和政客试图打造以韩国为中心的世界或亚洲共同体，这个对历史的篡改和想象的内容就更夸张了。

糟糕的是，东亚各国的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塑造似乎都只能通过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来进行和实现，而所有凸显其历史中阴暗或者弱势一面的内容都应该回避甚至遗忘。

说到底，这本质上还是一元主义的朝贡秩序与多元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历史文化的基因与国内外政治现实之间反复冲突调试的产物，但也是不合时宜的产物。

毋庸讳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东亚各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信任、和解与共生，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去柔化这种各行其是也自以为是的想象，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去建构一种更为平等多元的、富有韧性和生命力共同体秩序。

虽然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离这种期望越来越远，但不妨作为一种新的愿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

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

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

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

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

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

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

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

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

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

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

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

《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

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

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

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

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

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

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

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

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

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

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

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朝鲜王英祖说：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

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

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

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

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

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

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

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

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

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

他劝仁祖说：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

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

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

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

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南汉山城》并非完美。

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

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

《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多年来，一直对韩国这个国家印象一般般的我，在看完《南汉山城》这部史诗片之后，可以说被深深震撼到了。

这是在看过许多部所谓国产大片的时候，所从没有过的观影体验。

这是一部从各个角度看都堪称几无硬伤的史诗巨片。

而同类题材中我们拍的稍好的《大明劫》，也只是点到即止。

我承认在看之前，我曾带着准备看一部“抗清神剧”的些微鄙夷。

可看完后的观感告诉我，真不能带一丝偏见去进入你所要观赏的作品。

本片中并没有对敌人进行丑化，满洲武士的剽悍和狡黠得到了最好的还原，他们梳着符合事实的金钱鼠尾，说着尽可能还原的满语，上山下海行动矫健，初期八旗兵真如当年形容金兵般的“人如虎，马如龙”。

而大boss皇太极也不是一味依仗强势残忍好杀。

在朝鲜君臣像北京大明方向行礼之时，他阻止了部下的攻击，想要得天下，真的是要有相当的胸怀。

在气量这点上，真的是不分什么正统蛮夷的。

影片虽然反映的是朝鲜宫廷内部的种种名实，夷夏之争。

可这一幕幕又与明末朝堂上的种种何其相似。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当时大学士陈新甲的那封塘报没有被泄露，大明与女真达成合议，后来的历史又会如何？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诚然，当时大明与朝鲜不同，不管是国力还是体量，对比有心无力的朝鲜，明朝都堪称庞然巨物。

但这又是怎样体内腐朽枯烂的庞然巨物啊？

即使当时能达成短暂的和议，也只会延缓这座大厦倒塌的进程，难保几十年内，不会同样亡国，亡天下。

身虽灭，神不散。

尽管相对弱小，可依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着自己的倔强与尊严。

我们的近邻韩国，已经用这部电影对自己在历史和民族反思方面，交上了一份高分答卷。

而我们呢？

一个拍出《南汉山城》，不丑化对手，认清自己在世界处境的国家，和一个动辄以某某大业作为献礼，可连民族英雄岳飞，亡天下痛史这些题材都不敢涉及的国家，哪个看上去似乎更有前途呢？

诚然，我相信泱泱大国，绝不缺乏有魄力和才华的电影人才，可我们的《南汉山城》又在哪呢？

我在等待我们自己的《南汉山城》。

都说今年是韩影小年，可再怎么样也不能如此惨淡吧，群咖大戏无一幸免地扑，一次次期待，一次次失望，砸得我都没脾气了。

来盘下最近两个月的“大戏”：《军舰岛》、《V.I.P.》、《出租车司机》、《杀人者的记忆法》、《牺牲复活者》、《大将金昌洙》…都是我超爱的男神们呐，却没一个能创造出我眼中的经典。

一部《我能说》就够挂起来推好几遍的，可想而知今年有多惨淡，应该说是惨烈。

有了这么个背景，对《南汉山城》的期待感远不如之前几部强了，甚至有点不明所以的否定倾向，终于，感谢字幕组的无私贡献，等来了今年最后一根独苗。

结果出人意料，很喜欢啊很喜欢！

😍循往例先说导演，黄东赫，知名度不算太高，没有金基德、朴赞郁、李沧东、罗泓轸那样个性化标签化，然而说起他的代表作几乎是无人不知，《熔炉》、《奇怪的她》，无论你是否喜爱韩影，但一定会听说过他的作品，并且为之鼓掌。

就是这么一个导演！

好吧，我至今想不明白这两部居然会出自同一导演之手，现在又多了部完全不同风格的《南汉山城》，有那么一霎的恍惚，史诗感、厚重感，拍得像林权泽的笔触，细腻微妙情感的掌控又有点儿李濬益的画风。

敢于挑战不同类型，且很有想法的导演，实力自然不容置疑！

该片将隐忍与克制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强行篡改历史，也没有鸡血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比较客观地还原了历史，正视了与强国之间的实力差异，可谓一股清流。

（反例参见《代立军》）再说演员，又一部男人群戏，讲真，看大咖们飙戏感觉超过瘾，尤其是韩国演艺圈这群让人爱得欲罢不能的大叔们，当之无愧的真男神，岂是区区流量小鲜肉可及。

韩国人显然是很喜欢这种不均衡的搭配，近几年的大制作几乎都是男人群戏的版子，但即使再不均衡，也多少会插入一两个女性角色，像这部戏里完全没有旦角，仅靠一个女童就能成型的作品实在少见。

看完并没有缺失感，说明大叔们的精湛演技笃定驾驭整部影片。

李秉宪、金允石、朴海日、高修、朴熙顺、赵宇镇，6个男人的大戏，狠狠惊艳了一把！

李秉宪经历丑闻风波掉粉无数，可我想说，不管你们说他私生活有多混乱，甚至人品有多低劣，都不影响我喜欢他，因为他面对一切质疑，从来不回应，依然坚挺地演戏，我心目中的实力派就该是这样的，为他点赞，更为他对“演戏”这件事的执着点赞。

金允石嘛，不在我的男神范围内，虽说是个正儿八经的影帝，可我总觉得他的表演过于单调，一味耍狠多少让人有些失望。

仅个人喜好啦，勿喷！

关于这俩男主，有3场戏必须重点提及。

一是崔鸣吉劝王投诚，并谏王不要舍弃金尚宪这个忠臣时，王说：“爱卿也是寡人的忠臣”，此时注意李秉宪的表情！

是痛心，是惋惜，又是无可奈何的抑郁，把撕心裂肺的疼痛强压在眼眶里，宁可忍受千古骂名也要保全王的性命，这一份坚贞，这一份忠义，这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尽在这10秒之间，完全演技炸裂！

二是朝堂辩论，这场戏也是全片的高潮了。

两位影帝表现相当出色，这并不是高谈阔论某个政见那么简单，而是把人物性格与信念融入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

在王面前表达的不是该怎么做，而是整个朝鲜王朝该何去何从。

是和？

是战？

是跪着活？

还是站着死？

帽檐或许遮得住面部表情，却怎么也遮不住影帝们挥舞演技，情感总是最藏不住的。

三是金尚宪于炮火中救下小女孩，随后又向铁匠托孤时，金允石演得是很好的。

一改往常狠厉的形象，也无之前朝堂辩论那场戏里的强硬执拗，转而化作源于内心深处的恻隐。

我觉得这就是人物形象丰满之所在，哪怕他曾经毫不手软地杀了她爷爷，于她，他还是会怜悯。

再恶的人也总会有善的一面。

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之分。

这场戏我觉得比最后金尚宪自尽更有看头。

这片最成功的地方是打破“非黑即白”的陈朽观念。

何谓忠奸？

主和派未必就是汉奸逆贼，斥合派也不见得就有多可歌可泣，两方甚至都是忠臣，只是政见不同理念不同而已。

按现在的眼光去看，崔鸣吉的决策无疑是睿智的，当时的情形要是不投诚，整个朝鲜王朝分分钟被灭不是梦，天下再无“朝鲜”二字。

可若投诚，大明与满人之间的混战尚不明朗，站错队也是会引发团灭的。

另外，哪怕是个从属小国，可毕竟也是个王啊，让他给满人行三叩九拜之礼，王之颜面何在，国之威仪何在？

这也是最矛盾纠结的地方，难抉择，难取舍，犹豫着，挣扎着。

朴海日演的特别好，左右为难的困顿，他难掩悲怆与凄凉，一国之君被逼逃困入南汉山城，妻儿老小被扣押在江华岛做人质，面对齐刷刷跪在堂下的臣子，他想活，可他却不敢说出想活的话来，他是王，朝鲜需要他，百姓也需要他，该他死的时候又岂能独活？

哎，看来任何位置都不是轻松的，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王位。

最可恨的是绝大多数臣子并不如崔鸣吉与金尚宪那般态度分明，说难听点就是墙头草，一会儿说支持把世子送出去给满人当人质，一会儿又说要砍下崔鸣吉的人头彰显崇明拥明之心，最后看情况不对马上甩锅说让王自己看着办，我勒个去，这些人才最该被砍头！

也难怪王会感慨崔金二人才是忠臣！

话说该片今年入围青龙N个重量级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俩），最佳剧本，另外包括摄影、美术、配乐、照明等技术类奖项，咱们一起大胆预测下花落谁家吧。

另外，关于被困47天那段历史详情，可参考首篇长评，涨姿势啦。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8907574/&dt_ref=04116AB814204BB25ACAA2946529E13EB084F6E6AB00D191269CE8A6967780EB82798FF1572DAD553F3DCB50214DD0F3&dt_dapp=1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

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

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

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

船殆不可藉也。

”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

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

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

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

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

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

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

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

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

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

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

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

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

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

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

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

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

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

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

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

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

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

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

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

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

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

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

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

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

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

《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

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

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

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

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

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

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

”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

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

对曰：彼不肯许云。

曰：人将尽死矣。

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

”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

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

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

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

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

”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

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

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

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

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

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

”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

“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

”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

汝忍为此耶？

”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

“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

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

”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

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

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

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

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

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

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

”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

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

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

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

”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

盖出于不得已也”。

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

”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

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

”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

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

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

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

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

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

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

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

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

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

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

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

”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

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

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

”金鎏听后默然无语。

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

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

”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

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

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

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

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

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

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

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

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

不觉泪下。

”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

朝鲜本为大明藩属国，萨尔浒之战中还曾出兵一万三千人，协同参战，虽然是出工不出力。

1623年，朝鲜发生了政变，新任国王仁祖李倧一上台，就全盘推翻了前任国王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一切以尊明为本位，拒绝与后金产生任何官方交往。

1626年，被袁崇焕打败的努尔哈赤郁郁而终。

继位不久的皇太极为报父仇，瞄上了朝鲜以及毛文龙，命二贝勒阿敏，率领三万余八旗精兵，发动对朝战争，史称“丁卯之役”。

朝鲜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国王仁祖率百官从王京仓皇出逃至江华岛避难，但坚持不降，派人去明朝求援。

虽然明朝中枢积极筹备援朝，主张趁后金空虚，从海上及宁远多个战略方向直捣辽东腹地，但袁崇焕却对救援朝鲜表现得极为冷淡和消极。

眼见明朝援军无望，朝鲜被迫同意与后金议和，放弃了与明的反金军事同盟，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国”。

十年来， 朝鲜阳奉阴违，导致刚刚称帝的皇太极，再次发动战争，统领十二万大军，亲征朝鲜。

仅用四天，就打的朝鲜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仁祖李倧逃到了南汉山城。

死守一个多月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仁祖于1637年年初被迫亲自出城投降，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彻底臣服于清朝：自正月三十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 。